序

　　李东阳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李东阳评传》的后记中，我曾就李东阳其人以及对他的研究说过这样一段话：

　　身为内阁首辅，他既有与权奸斗争、独立支撑危难时局而为人称赏的一面，也有因未能及早退位、依违处事而为人诟病的一面；作为文坛领袖，他独立开创了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茶陵诗派，对当时和后世都发生了深刻影响，但也因其置身文学史的过渡时期，在诗文理论和创作特色上不像稍后的前后七子那么极端，而程度不同地受到治文学史者的忽略。这样一位在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走过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有着怎样的处世态度和心路历程?他与他所开创的茶陵诗派与湖南茶陵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一诗派的理论和创作具有什么特点?在文学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对李东阳这样一位早年以神童著称、后期以儒雅名世，兼擅文史书法而又颇具政治才干的历史文化名人，究竟该如何评价?能否穿过时空的烟云，揭开表层的障蔽，尽量客观真实地加以认识和反映?这些问题，无疑需要后人认真的思考，需要治文学史者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然而，从李东阳逝世的正德十一年(1516)算起，至今已有489年了，其间论述其人其事者虽然不少，但作为总括其一生行迹予以详细评传的专书，尚未见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大概正是出于此种原因，我与薛泉博士于两年前合作撰写了《李东阳评传》一书，希望稍稍填补一下这一空白。但现在看来，限于该书的体例和自身的学力，这部评传在深度上还是有欠缺的，特别是在涉及李东阳政治心态、诗文创作和理论等方面，也都有继续开掘的空间。换言之，要展示这位政治家、文学家深微隐曲的心形和独具特点的理论创造，还需要别出手眼，从学术层面予以更深入、更科学的考察。于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紧张的撰写之后，就有了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部由薛泉博士新近完成的《李东阳研究—以政治心态、文学思想为核心》。

　　作者本着不求体系完整、力求解决问题的原则，以当前研究之薄弱环节或研究空白为切入点，选取了政治心态、文学思想、文人交游和诗文传播与接受等几个维度，对李东阳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总观全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其一，以“吏隐”慨括李东阳的政治心态，认为“吏隐”是李东阳调和山林情结与仕宦生活的中和之举，是忧患意识、仕宦意识、隐逸情怀整合的产物，“吏隐”在很大程度上熔铸了李东阳的人格及文化品格。其二，比较系统地探析了李东阳的文学思想，并将之细化为文体辨析、复古通变、中和言情三个层面，发掘其内在逻辑关系，指出文体辨析说是其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石，复古通变说是发展动力，中和言情说是核心要素。其三，通过李东阳与七子接受与反接受的分析，揭示出明中叶审美思潮及主流文学转型的某些特点与规律。其四，对李东阳诗文在明清两代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予以大致梳理，归纳出一个先冷后热、最后又有起色的传播接受流程，而在其致导因方面，则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时代审美风尚、推崇表彰乡贤、图书文化事业发达等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交互影响挂起钩来，由此获得一个较为合理也较为新颖的解释。以上诸方面内容，多是建构在详实的材料基础之上，不作蹈空之语，且论述得法，不乏新意。这对深化李东阳研究乃至整个明代文学的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价值。

　　薛泉博士曾师从国内著名学者刘崇德、詹福瑞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后于2004年7月进入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跟我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其间，参与了我所主持的武汉大学文学院与湖南茶陵县委合作的《李东阳与茶陵诗派研究》课题。这一研究工作先从撰写《李东阳评传》开始，由我拟出全书纲要，薛泉负责材料收集和撰写任务。在研读了李东阳诗文及与之相关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历时一年完成初稿。随后，我对初稿做出较大幅度的修改，于2006年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础上，薛泉继续深入挖掘，以《李东阳论稿》为题，撰写博士后出站报告，获得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并在武汉大学获得副教授职称。嗣后，薛泉君利用在天津大学工作的间隙，抓紧修订和补充，终于完成了这部近二十万字的书稿。

　　薛泉君祖籍山东，纳于言而敏于行，性格忠厚稳健而不乏灵性。后转徒天津、武汉求学，于宋明两代文学均有广泛涉猎，其专业基础和理论素养均较为厚实，学术视野亦相对开阔。我想，倘循此以往，努力精进，则于学问之道必能不断深入，层楼更上。薛泉书成，索序于我，聊弁数语，而深寄望焉。

　　尚永亮

　　2007年5月20日匆草于珞珈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