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陈书录

　　正当“接天荷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之时，欣闻司马周博士的学术专著《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即将出版，不由得回想起十多年来他以“荷花别样红”的热情追求学术新境界的点点滴滴，欣慰之中颇多感慨。

　　司马是刚跨入21世纪之时，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入学后不久，便将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定为《茶陵派研究》。曾记得，20世纪后期以来学术界逐渐注意明清区域文学的研究，引起人们很大关注的有王学泰的《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文学遗产》1989年5期)、严迪昌的《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杜1993年版)、康保成的《苏州剧派研究》(花城出版杜1993年版〕，曹虹的《阳湖文派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沙先一的《清代吴中词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杜2004年版)、徐永明的《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2005年版)、陈广宏的《竟陵派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韩结根的《明代徽州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朱德慈的《常州词派通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刘勇刚的《云间派文李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巨传友的《清代临桂词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纪玲妹的《清代毗陵诗派研究》(凤凰出版杜2009年版)等，对明清有关区域文学进行专题研究，颇有深化与开拓；还有陈庆元的《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杜1996年版)、乔力等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黑龙江出版杜2002年版)、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范培松、金学智主编的《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其中有一定的篇幅论述明清区域文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自2002年筹建以来，至2009年8月先后召开了8届年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发表的论文中有不少有关明代及清代区域文学的论文，如罗宗强的《弘治、嘉靖年间吴中士风的一侧面》(何永康、陈书录主编，《首届明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朱万曙的《明代民间诗人：以徽州为例》(同上)，戴健、李昌集的《明下叶吴越刊刻中心与通俗小说》(同上)，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朱万曙、徐道彬编，《明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黄山书社2005年版)，魏崇新的《明代江西文人与台阁文学》(同上)，周明初的《明代诗人的地域分布及相关问题》(同上)，唐朝辉、欧阳光的《江西文人群与明初诗文格局》(罗宗强、陈洪主编，《明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夏咸淳的《论李流芳及明末嘉定文学》 (同上)，严明、童皓的《明代苏州文人功名心的分化》(同上)，孙琴安的《明代松江艳情文学的特点和成因》(左东岭主编，《2005年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许振东的《十七世纪苏州地区创作与传播白话小说的文人群落》(同上)，陈广宏的《明初闽诗派与台阁文学》(《2006年明代文学论集论》，廖可斌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舜臣的《明未清初岭南诗僧群综论》(同上)，何宗美的《西湖八社考论》(同上)等。

　　司马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协助我进行首届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工作，热情洋溢，用力甚勤，颇得国内外学者的好评。后来又多次随我参加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特别是2009年8月由湘潭大学主办的“明代文学学会年会暨明代湖南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鞭策着司马加快有关湖南茶陵派研究的步伐。这部《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其中有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也有他在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指导下博士后期间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晶。

　　“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司马生于湖南，长于湖南，对于家乡湖南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于湖南茶陵派的研究更是倾注着多年的心血，寄托着他不断追求的学术理想。

　　明清区域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及其指归之一，是探究与把握区城文学的区域特色，比较不同区域文学之间的异同，进而展示中国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发掘不同区域文学特定历史价值、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比如明清之际的云间(松江)派，是一个典型的区域文学流派，其区域文化背景是江南经济的繁荣、科举兴盛、东林党的影响与几社的活跃以及云间文士与名门望族的结缘，当然还有明清易代之际血与火的时代背景。在这样的区域与时代背景下，云间派崇尚实学而又抗拒宋诗，复兴文学古典主义而又“忧时托志”，形成了充实与古雅融合、英雄主义精神与崇高美相结合的云间文学的特色。云间派处于明清易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云间派的词学尤其具有启下之功，直接引发了清词的中兴。云间派的诗学对近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南社诗人身上，南社是近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在诗学和人格上均推崇云间诗派，尤其倾倒于陈子龙和夏完淳。区域文学的区域特色往往在比较中更能相得益彰，比如清代中叶的毗陵诗派与性灵派在倡导性情、主张创新等观点上比较接近，而两派同谓性情，袁枚等性灵派将男女之情放在首位，而毗陵诗派更重视伦理亲情及朋友之情；毗陵诗派更重视诗品与人品，毗陵诗派重视学问而性灵诗派更重视才华。又如，清代毗陵诗派中的毗陵四子、毗陵六逸、毗陵七子、毗陵后七子等有一脉相承的“新变”特点，而同一区域的常州词派、阳湖文派、毗陵诗派都有“通经致用”的特点。诚然，在明清区域文学研究中还应该深入进行文献的发掘与整理，还应该在流派意识、主题取向，文学主张、审美情趣、意象或意境或人物形象、文学渊源等多方面继续深化与开拓，但尤为重要的是应该进一步强化明清区域文化与文学的交叉研究，努力把握不同区域文华流派或群体的文化心态与审美特征、以不同区域文学的特色以及作家的个性色彩来充分地展示明清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进而更加充分地显示明清区域文学特定的历史价值、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

　　司马的《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正是朝着这些学术追求的目标而努力的，因而这部专著形成了他自己鲜明的特色。

　　一是资料颇为翔实，考论结合。茶陵派成员众多，有关文献资料相当繁杂，许多重点与难点问题需要用翔实的文献资料加以说明。司马论著中文献搜集比较全面，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资料考订工作颇为扎实，力求考论结合，去伪存真，颇见功力。例如，在第二章《茶陵派成员考》中的有关茶陵派成员组成的考订，虽学术界也有人对此进行研究，却较长时间尚无定论，司马以李东阳文集中有关的诗文交游为考证依据，多方钩稽明清文人的别集、笔记和相关地方志等，对茶陵派形成时间、成员身份以及茶陵派成员的构成进行了详细梳理考察，言之有据，结论可信。又如第一章《茶陵派的形成》中第三节关于李东阳著述情况的搜集，虽学术界已有成说，但司马却从原始文献的整理着手，重新搜集、辨析和考证，在搜罗现存文献资科的基础上对李东阳编著诗文情况重新思考，仔细爬梳，以详尽的考证订补了时人的缺漏，并用表格形式展示存佚情况，眉目清楚。还有如关于“茶陵派”名称源与流的考辨、李东阳乐府诗的典故出处、李东阳辞赋的汇总表等内容均是有考有辨，有论有据，不流于空谈。因而，这部论著建立在比较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

　　二是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研究茶陵派在明中期文坛的作用，视野开阔，角度新颖。论著既注重茶陵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个体研究，又注重分析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的交互关系。将茶陵派置于整个明中期文坛这一文学发展过程中加以探究，从纵向历时性维度与横向共时性维度两个层面对茶陵派进行比较研究和整体探讨，体现了作者较强的文学史通变意识，从而使读者能清晰地把握茶陵派在明代文学进程中的地位，如论著中第一、二、三、四章是从茶陵派形成、成员构成、诗歌创作、诗话理论等方面对茶陵派予以整体研究，挖掘茶陵派在明代中期文坛诗鲜明而独特的一面，而第五、六、七章，则是通过对茶陵派与台阁体、前七子、吴中文学在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方面具体而微的比较，深入研究了茶陵派与三者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上的交融、纠偏和重构，软好地揭示了茶陵派在明代中期文学发展流变中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力。

　　三是力求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司马通过对史料的挖掘和文本的解读，在研究中充分表现了茶陵派在明中期文坛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同时又通过对茶陵派与当时文坛流派错综复杂关系的深入研究充分突出了明中期文坛文风的丰富性和不可逆转的演变趋势，比较真实地展现了明中期文坛的真实历史，史料搜集与文本分析有机地融合。如第一章《茶陵派的形成》中关于茶陵派流派形成背景的研究，司马用史学的眼光详细考察了茶陵派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既注意茶陵派在社会大背景下所反映的共性，又突出其作为明中期文坛独树一帜的个性。在第三章《茶陵派宗主—李东阳创作论》、第四章《“用托之木，与沧浪并传”一论茶陵派的诗论纲领：<麓堂诗话)》两章的研究中，司马特别强调从史学层面研究茶陵派宗主李东阳在诗歌创作内容和文学理论批评上的特殊性，研究中既没有因为个人的喜爱而夸大对茶陵派的称颂，也没有因为历史的尘埃而模糊了对茶陵派本来面目的还原，司马在研究中尽可能地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力求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在求实中创新。

　　四是分析比较周密，评论颇为允当。司马在研究中能对材料进行比较周密的分析研究，尤其是对茶陵派诗歌创作与理论特色的分析颇有见地，突出了茶陵派之所以立足于明代中期文坛的不同之处，如文中通过文献研究认为，茶陵派成员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创作素材、创作手法上的特到之处，尤其指出茶陵派诗歌中充满了“郁郁之气”、“悯世情怀”和“苦闷心态”，司马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研究，追根溯源，剖析得细腻而深入。再加上作者对文本充分而细致地阅读，相关结论来自文本思考，因而论断均有依据，如司马认为李东阳辞赋试图摆脱台阁体风气，创作一些表现“畅达情思，感发志气”(李东阳《文前稿》卷五《<沧洲诗集)序》)的作品时，司马是结合《拟恨斌有序》、《忠爱祠赋有序》、《冷庵辞》、《见南轩威》、《东山草堂赋》等为文本分析得出的，仔细而周密，评论颇为公允。又如第四章关于《麓堂诗话》名称流变的考述，按名称的不同，从众多史料中进行细细辨别，分析严密，陈述清晰，论断明确。特别是论著中对于茶陵派与前七子成员关系的考证，从两派文集入手，详细分析两派成员间的密切交往，从而印证两派在诗歌创作上的相互交融与相互刺激，条分缕析，颇为允当。由此可见司马所思之细、用力之勤。

　　茶陵派乃至明中期文坛的研究是值得进一步深化的课题，明清区域文化与文学流派的交叉研究更是值得进一步开拓的领域，学海无涯，任重道远，我与司马博士共勉之。

　　庚寅年“映日荷花别样红”之时